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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糾紛仲裁裁決的終局性：優勢還是缺陷？

仲裁終局性原則意味著仲裁裁決一般不應當提起上訴或者內國法院一般不能對仲裁裁決中的實質性問題進行審查，否則就違背了當事人選擇仲裁而避免將爭議提交司法解決的初衷。仲裁裁決的終局性對于知識產權爭議解決而言，是利還是弊？筆者認為，不能簡單的一概而論。

仲裁裁決終局性意味著仲裁裁決一經作出即發生法律效力，當事人僅需進行一個程序就可以獲得案件的最終結果，省卻多重審級的成本支出，而且避免了爭議解決結果不確定性所引起的金錢以及精力的無端耗費。英國法學家施米托夫就指出：“仲裁的最大好處在于取消了糾正司法錯誤的上訴程序，能夠盡快了結當事人之間的爭議，因為裁決終局性給當事人帶來的潛在利益比上訴程序帶來的利益大得多。”①如果當事人在爭議解決的時間和成本方面的要求最為迫切，那么仲裁裁決的終局性無疑具有明顯的吸引力。

然而，也有部分學者卻認為仲裁裁決的終局性是仲裁解決知識產權爭議的一項弱點。他們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對于相關機構、企業乃至個人具有的重要意義，很多情況下甚至關乎著企業的生死存亡，不應當在一次性程序中就這類權利的歸屬、成立與否或者侵權與否等問題做出最終的判定，將這類重要財產置于沒有任何上訴途徑的爭議解決機制中是十分危險的。因此，“盡管仲裁已經在知識產權糾紛解決領域普遍被認為是替代耗時并且昂貴的訴訟解決機制的有效手段，但是當糾紛涉及大量金錢的情況下，當事人更愿意選擇司法訴訟程序，因為這類程序允許上訴”。②事實上，相關研究也發現，涉及爭議標的較小的知識產權糾紛往往更容易通過仲裁的方式解決。在涉及較大標的的知識產權爭議時，訴訟往往是更佳的選擇。③還有學者在分析為何知識產權侵權糾紛鮮有通過仲裁方式解決的原因時也指出，除了因為當事人之間在侵權糾紛中原本就沒有仲裁協議，一旦一方當事人主張其知識產權受到侵害，雙方關系大多劍拔弩張，難于糾紛發生后達成仲裁協議外，主要還因為侵權糾紛所涉及的知識產權，如果涉及當事人公司賴以營運、獲利的關鍵技術，即所謂的“鎮家之寶”(Family Jewels)，關于該權利的存在與否以及歸屬并沒有任何可以協商的空間，并且如果實體判斷有誤時，因為所涉及利益至關重大，所以當事人也希望有上訴審程序，以救濟原判斷的錯誤，而仲裁制度具有協調的特性與“一審終結”的性質，與上述要求不盡相符，因此當事人多傾向于不選擇依仲裁程序解決該爭議。①爭議標的的重要性使得當事人無法放棄每一個可能勝訴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惜一切代價獲得勝利才是唯一的選擇。據統計，在美國，2005年，區法院38%的專利有效性判決和37%的專利侵權判決都上訴到了聯邦巡回法院。而且聯邦巡回法院推翻的比例分別是22%和20%。②由此可見，在實踐中，知識產權案件的上訴比例和一審被推翻的比例比其他普通的民事案件都要高，原因就在于知識產權法律對于權利義務并不存在明確的劃分或者在是非對錯方面存在較模糊的規則，事實發現往往在判定權利要求是否合理或者合法方面擁有較廣的自由裁量空間。③而且，由于知識產權損害賠償金額往往比較高，也刺激敗訴一方當事人提起上訴。上訴雖然拖延了爭議解決的周期，但是卻多提供了一次獲得公正審判的機會或者保障。2011年4月27日，美國最高法院在ATT Mobility LLC vConcepcion(563 US (2011) 17)④一案的判決中指出，“由于仲裁的終局性，因此其不適合用于解決那些爭議標的非常巨大或者具有重要意義的爭議。當事人不可能將企業的命運放置在沒有任何有效審查途徑的爭議解決機制中”。

我們認為，雖然知識產權在知識經濟時代具有重要的價值，但是并不能以此認為仲裁的終局性無法滿足對于這類糾紛解決的需要。事實上，如果錯誤的將仲裁解決爭議等同于司法體系中一審法院的案件審理，就會認為仲裁也應當建立與訴訟類似的上訴救濟機制。事實上，這是對仲裁本質的誤解，仲裁并不需要訴訟體系中必不可少的上訴機制。一般認為，訴訟中上訴審的制度功能包括吸收不滿、糾正事實錯誤、促進法律適用的統一以及鞏固司法體系合法性等。⑤為實現上述目的，各國司法體系中所選任的上訴法院法官的業務能力和實踐經驗普遍比下級法院法官更勝一籌。因此，對大多數知識產權案件而言，上訴機制中通過水平更高的法官對案件審理的正確性和公平性再次把關，的確能夠為當事人提供多一重的保障和救濟，這對于司法審判程序必不可少，也正是部分知識產權當事人選擇訴訟解決爭議的原因。但是這樣的理論和模式并不適用于仲裁機制。在仲裁中，對于案件審理合法性和正當性的保障并不需要多重的審查，當事人自己手中就有最好的武器，那就是通過任命經驗豐富的仲裁員來裁判糾紛。當事人可以選擇具有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仲裁員組成仲裁庭審理案件，以保證爭議裁決的專業性和公正性。而且，在大部分知識產權仲裁中，當事人一般會選擇三名仲裁員組成仲裁庭，而不是獨任仲裁員的方式，三人仲裁庭在某種程度上就類似于大陸法系訴訟機制中的上訴審判組織。因此，有學者指出，“因仲裁這種一次性程序而可能受損的正當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因當事人可以影響仲裁員選任這一事實而得到補償”。①另外，如果當事人需要對仲裁裁決進行額外的審查，他們也可以通過對仲裁裁決進行司法審查的方式進行。在部分國家，例如新西蘭、瑞士以及英國等國的仲裁立法中，允許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約定對仲裁裁決的司法審查。當然，這樣的司法審查可能導致仲裁優越性的喪失，包括爭議解決的便捷、高效以及保密性等。但是，如果當事人認為仲裁的上訴審查對于爭議解決至關重要，我們的建議是當事人最好選擇直接提起訴訟的方式，否則通過對仲裁進行上訴的方式來保障爭議解決的正確性和恰當性，既無法享受仲裁的益處，又要同時承受訴訟的各種弊端和風險。在實踐中，還有部分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約定新建仲裁庭作為類似于上訴的機構來審查仲裁裁決，這樣的做法也存在很大不足，例如，在相關領域找到合適仲裁員的困難，如何劃分兩個仲裁庭的管轄等。因此，通過選擇恰當的仲裁員裁判案件是當事人克服仲裁終局性弊端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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