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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專家意見在知識產權民事訴訟中的地位

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
　　司法實踐中存在這樣一種常見的現象：為使自己的主張獲得更充分的說理，有的當事人會邀請法學專家對于疑難復雜案件進行研討，并由專家出具專家意見書。其中部分當事人會直接將專家簽字確認的專家意見書提交給法院，作為證據或者供法官參考的書面材料。以商標案件為例，爭議焦點往往聚焦于特定標志的可注冊性或可使用性、是否為商標性使用、商標標志是否近似、商品是否類似、是否存在混淆可能性、不侵權抗辯規則的適用、商標侵權賠償數額的確定等。每起商標案件都存在差異，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加以分析，而千差萬別的案情和相對固化的法律規則使得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存在一定的困難。為取得公正的結果，專家意見以書面形式進入法庭，成為我國司法體系中應運而生的產物，尤其是在立法隨科技與經濟發展變動較為明顯的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專家正在逐漸成為推動立法的中堅力量和學術權威。
　　在知識產權民事訴訟中，專家意見是專家接受一方當事人委托或法院委托（尤其是指前者），針對知識產權疑難案件的研討，根據相關事實和證據在法庭之外對案件爭議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進行論證，形成的文字型見解與結論，由當事人提交到法院或者由法院參考，從而進入特定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過程的書面材料。專家意見的特點是在具有專業性、權威性的同時，保持了中立性、客觀性。但是，目前司法實務中對于專家意見的定性和效力存在一定爭議，各法院的態度亦不相同。
　　專家意見的定性和效力
　　以商標案件為切入點進行研究，可以發現法院對于當事人提交的專家意見至少存在以下3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專家意見不屬于證據，不應作為證據使用。持此類觀點的法院認為，判斷是否構成商標侵權的專家意見僅代表個人意見和觀點，不是法律規定的證據形式，不能作為認定案件客觀事實的根據。第二種觀點認為，專家意見屬于證據，并對專家意見的效力進行評述，如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18）魯民終892號判決中指出，由于專家并未出庭接受質詢，且專家并非商標是否近似的判斷主體，法院對專家意見不予采信；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15）粵高法民三終字第444號判書指出，因為專家意見是代表一方當事人出具的法律意見，法院結合案件相關事實進行分析，但由于該案專家意見并沒有考慮到全部在案證據，包括與字號權、在先使用、未注冊知名商標相關的證據，故法院認為專家意見是不全面的。第三種觀點認為，當事人提交的專家意見不是證據，但可以作為參考材料供法院考量，其效力是有限的，如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2016）京73民終92號判決中指出，法院對于知識產權專家及中國政法大學疑難案件研究中心出具兩份專家論證意見予以充分考慮，但專家意見不能成為案件定性及賠償的充分依據。
　　筆者認為，根據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專家意見的定性需要在目前相關規則和制度中進行比較分析。
　　第一，專家意見并非一方代理意見，也不可視為當事人陳述。結合前文的分析可知，專家的權威地位和客觀中立的立場，與代表當事人利益的代理律師不同。雖然專家意見可能出于一方當事人的委托，但同訴訟法上的司法鑒定以及有專門知識的人一樣，這不會改變專家意見本身的專業性和客觀性，不會背離事實與法律作出不符合規范的意見。但需要指出，一方當事人出具的專家意見中明確承認于該方不利的事實的，應適用自認的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條規定，在起訴狀、答辯狀、代理詞等書面材料中，當事人明確承認于己不利的事實的，適用自認的相關規定。自認制度是較為成熟的制度，包括具體認定的情況、推翻或撤銷的條件。為契合訴訟法律規范、平衡雙方當事人利益，一方當事人提供相關事實材料供專家分析而出具的專家意見，被該方當事人提交至法院后，應屬于視為自認的書面材料的范疇。
　　第二，專家意見可構成證據，并且構成書證。專家意見中對于與案件爭議焦點相關事實證據的解構、組織、整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根據法律適用的角度對所有證據進行專業性分析和解讀，符合證據證明事實的要求，因此專家意見可能并非僅涉及法律解釋與適用，其對于事實的把握可以指引審理思路和方向。司法實踐中，簡單地將專家意見排除在證據之外，忽視了部分專家意見的核心是事實整理和解讀。因為專家自身未出庭，故不屬于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也不同于國外的專家證人；因為其受一方當事人委托的情況，雖然本身具有中立立場，但并非基于特定利益，所以亦不同于國外的法庭之友。在形式上，由于專家并未出庭參與訴訟過程，在我國當前訴訟證據體系中，專家意見本身應屬于書證。對于此類專家意見事實部分的效力，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需要結合相關證據綜合考量。
　　第三，專家意見不同于書面質證意見。專家意見中與證據的合法性、待證事實的關聯性、證明力問題的有關的論證對于確定事實及后續法律適用有重要意義，其采用邏輯推理思維和總結的日常生活經驗法則更是質證的關鍵環節，但書面質證意見僅指針對對方當事人和第三人提出證據的質詢意見，而專家意見主要內容是針對一方當事人提出的證據或者全部所掌握證據的意見。
　　第四，對于明確排除事實部分分析、僅針對法律問題進行分析的專家意見，系法律適用的學理解釋。由于部分法學專家對于事實部分無法觀其全貌，故在專家意見中明確指出僅針對法律問題提供解釋和建議，不對當事人提供材料的真實性、合法性負責，其對于法律的解釋和適用屬于學理解釋。相比于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而言，學理解釋雖然更普遍，但是缺乏法律效力，法院是否參考取決于法官自身的內心確信，也不會在判決中指明是否采納了專家意見，故使得專家意見的作用大打折扣。
　　綜上所述，專家意見在我國目前法律體系中并沒有一個恰當的定位，導致實踐中適用的混亂。筆者建議直接在訴訟中引入專家意見這種書面文件形式，作為不同于證據、代理詞等形式的新的獨立的判決依據和參考，而專家意見制度非常適合從疑難復雜案件頻發的知識產權民事訴訟領域先行先試。
　　建議創設專家意見法律制度
　　筆者認為，法院對于專家意見的態度，應當是在認定其專業性、權威性、中立性和公正性的基礎上，加以批判性認定，取其精華，而不應片面、輕率地認為其不屬于目前民事訴訟法上的證據而不予理睬或者將其與一方當事人代理詞等同視之。實際上，根據已有相關調查，大部分的法官都會非常重視專家意見。在這樣的背景下，專家意見制度需要被合法化和規范化。
　　在重大疑難案件中，有專家學者等構成的智庫的參與，一定程度上能夠減輕法院工作量，并且可以實現“兼聽則明”，提升審判質量和效率，從而促進案件公平正義；法律承認專家意見對于學界的科研發展同樣意義非凡，學理和實務的結合中對于專業性的尊重，也為全面構建法治社會起推動作用。當前及可以預見的未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量激增，科技與時代快速發展總是會超越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具體調整的范圍，在這樣的背景下，專家意見不失為緩解司法資源緊張、補充和完善在法律空白時法院裁判說理的一劑“良藥”。因此，筆者建議在知識產權司法領域率先推進專家意見制度的創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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