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上午，北京會議中心，全國政協會議的一個會議室內，北京有生博大軟件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克照、華旗總裁馮軍、國務院發展中心人力資源研究培訓中心副主任李蘭、民建中央IT小組副組長兼秘書長何春潮一起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馮軍、李蘭均是全國政協委員，王克照與何春潮是民建中央IT小組副組長。他們一起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發展開放標準，掌握我國軟件產業發展主導權》與《全球金融危機下，建立海外孵化器以更好地幫助國內企業走出去》兩項提案。

　　 10日晚，王克照就《發展開放標準，掌握我國軟件產業發展主導權》單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他認為：開放標準才能抓住中國正成為軟件應用大國的機遇，實現軟件產業化。

　　 山寨精神創機遇

　　 《21世紀》：何謂發展軟件開放標準？開放標準的意義是什么？

　　 王克照：開放標準是指軟件產品與軟件產品的互接標準，應用軟件與基礎軟件、應用軟件與中間件軟件兼容的標準以及應用軟件服務框架標準和行業應用的業務規范標準。開放標準的目的是實現軟件之間的互換性和互操作性。

　　 遵守開放標準可促使軟件企業與軟件企業之間的融合，促使軟件產品與軟件產品的融合，催生軟件產業的生態鏈條，在統一生態環境下的各種企業，可集中優勢資源打造各自的核心價值，使企業做強做大，改變軟件業的手工作坊的局面。

　　 《21世紀》：開放標準如何改變中國軟件(15.23,0.25,1.67%)產業的手工作坊局面？

　　 王克照：中國軟件業問題的根源是工業化程度不夠。以前的模式是管理者拿到項目，項目價值10萬元、或是100萬元，然后找一批人完成，類似“包工頭”模式，也叫“做工程”模式。這樣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沒有項目時人就散了。

　　 做工程的模式不能積累資金、技術、品牌等資源及管理、服務等能力。同時重復開發，浪費資源。這造成了中國軟件產業的手工作坊局面。

　　 如果開放標準，上述公司的生存狀況就能完全改觀。比如有生博大中了一個標，有生博大提供基礎的工作流軟件，因為開放標準，很多小的應用都能放到我的工作流軟件上，比如郵件應用、即時通訊應用、報表應用、OA應用等。

　　 這些小廠商除了能為有生博大的工作流軟件提供應用之外，還能提供給其他軟件平臺。最終的局面是軟件使用者能直接采購這些應用軟件。讓這些小應用產品化，不再需要重復開發，形成規模化銷售，這樣就能積累資金、技術、品牌等資源，同時積累管理、服務能力。

　　 這個創意類似于山寨手機。山寨手機之所以能夠繁榮，是因為聯發科的芯片是開放式標準，很多小公司都可以在這個標準上開發應用，手機制造廠商通過互聯網能便捷地獲得便宜的應用。實施開放標準，中國軟件也能獲得類似“山寨”的繁榮。

　　 《21世紀》：除了工業化之外，標準開放還有什么意義？

　　 王克照：開放標準可改變我國軟件產業格局。首先可使我國軟件產業在完成工業化進程的基礎上，通過開放的標準快速形成產業匯聚和完善產業鏈條，大幅度降低軟件開發成本、縮短創新研發時間，充分利用行業資源，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軟件產業的跨越發展；其次，開放標準可以刺激社會上大規模的軟件人力資源的加入，解決大量社會就業；第三，開放標準可促進國內軟件企業在國內開展發包業務，從而使國內先進的軟件企業更易集中力量投入自主核心技術的開發，同時引導眾多中小企業向網絡化、服務化發展，真正形成產業“航母艦隊”，進而走向全球化，融入國際市場。

　　 四大問題

　　 《21世紀》：我國軟件產業發展存在哪些問題：

　　 王克照：主要面臨四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我國軟件產業工業化進程尚處在萌芽階段，這導致了大量存在50人以下的同質化小作坊式軟件企業，軟件企業的聯合協作非常少，而任何一個軟件工程都包括了咨詢、需求、設計、開發、實現與服務等環節，小型軟件企業在提供全程服務的過程中，其核心價值很難形成，這導致軟件工程質量不高，低水平重復建設普遍存在，工業化成熟度還導致了軟件人才結構分布嚴重不合理。

　　 其次，操作系統與數據庫等基礎軟件和部分中間件等軟件產業的高端環節被國外企業壟斷，導致我們擁有龐大的市場需求的應用軟件過度依賴國外企業的基礎軟件。

　　 第三，軟件領域的安全對國家安全有著重要影響，如金融、能源、交通等領域的安全問題與相應的軟件關系越來越密切。

　　 第四，目前我國軟件產業發展正在滑向傳統制造業高消耗、低收益的老路，我們國家目前還沒有占據軟件產業價值鏈中的中、高端環節主導地位的戰略與策略。

　　 《21世紀》：你的建議包括哪些內容？

　　 王克照：首先是在軟件產業發展規劃中，明確開放標準在我國軟件產業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以企業（產業）聯盟為主體，國家政策為指導，加快我國軟件領域的各項國家標準的制定進程。其次是加快我國信息化建設立法進程，保障我國信息化建設秩序，促進開放標準的落實和執行，維護軟件產業發展的主導權。再次是在發展我國基礎軟件的國家戰略之上，鼓勵各類應用軟件開發要符合國家開放標準的要求，將符合開放標準的軟件產品和應用系統列入政府采購目錄。

　　 除了上述三方面，還包括后18號文之后的產業扶持政策，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提出的優惠政策擴展至基于開放標準的國內軟件工程的發包業務，以標準為紐帶發展軟件產業聯盟，設立產業基金等四方面的內容。

　　 “美國+印度”模式

　　 《21世紀》：在中國軟件產業發展過程，曾經存在過兩種爭論，一是產品模式，二是服務與外包模式，您覺得應該走哪條路？

　　 王克照：我國軟件業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向美國學習階段，一是向印度學習階段。向美國學習軟件產品的可復制性，學習授權（licence）的商業模式。向印度學習軟件外包業務，學習軟件工廠的商業模式。

　　 兩個階段都嚴重依賴軟件產業的國際化分工，除了軟件外包產業尚在發展中之外，在我國應用軟件領域，盡管我國應用軟件市場空間巨大，因為軟件產業目前仍處在半工業化狀態，國內軟件工程的發包行為很少。

　　 目前十分重視軟件外包產業的發展，重視印度模式，應用軟件沒有受到同等重視。印度模式實際上是承接歐美的發包，就像當年全球制造向東莞為代表的珠三角遷移一樣。如果僅是這一條腿走路，中國的軟件產業可能回到傳統制造業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

　　 為了避免重走傳統制造業的老路，就要重視應用軟件發展，進而發展基礎軟件，最終形成美國模式、印度模式同步發展。

　　 《21世紀》：通過開放標準，發展我國的應用軟件產業，時機是不是成熟？

　　 王克照：我國軟件市場需求巨大，未來有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軟件市場，到2008年底，我國軟件產業規模突破了7000億元，預計2010年將突破萬億元。從2000年到現在平均每年有30%的增長，是我國GDP增長的3倍，其中內需市場占到90%，國外市場占到10%。

　　 在內需市場中，中國的政府架構是中國式的，企業管理也是中國式的，他們的應用大部分是中國式的應用，這就給了中國企業創新與發展的機會。

　　 同時，我國有豐富的人才資源基礎，全國670所本科院校75%設置了計算機及相關專業，2005年底，中國還試辦了35所軟件學院和35所軟件職業技術學院。2004年中國軟件及相關人才年供應量就已經突破200萬。發展應軟件產業，有利于促進上述人員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