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舉辦的中國(蘇州)服務外包創新發展投資促進年會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中國服務外包研究中心主任朱曉明公布的研究表明：中國服務業企業的稅務負擔，平均比制造業高出2個百分點。

朱曉明認為，這是因為現行稅制讓服務業企業面臨著雙重征稅的困境。也導致中國的服務業占比長期徘徊在40%左右”。

在土地日趨緊張的長三角地區，加大服務業發展速度，已成共識。與會的服務業企業老總們呼吁，在當前通脹加劇的環境下，國家能夠加快相關稅制改革，減輕服務業企業負擔。

服務業稅收負擔沉重

昆山一家大型服務外包企業總經理對記者測算， 假如服務外包企業購入一批設備，如服務器、通訊設備、電腦等，需要繳納17%的增值稅進項稅，當企業接單服務外包的訂單，就需要按照服務業標準再繳納5%的營業稅。

他透露，通貨膨脹的速度讓企業成本上升很快，再加上服務業的雙重征稅，企業成本負擔很重。

我們做了一些比較，比如美國的銀行業是沒有營業稅的，歐洲的制造業和服務業都采用增值稅，而我們中國的工業是用增值稅的，服務業用的是營業稅。”朱曉明在演講中指出，和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稅收制度將服務業和制造業區別征收，導致服務業企業稅收負擔要高于制造業，這限制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

按照他領導的團隊測算，假定一家工廠自己建造了一個呼叫中心，設備投入100萬，人工費用是150萬。在制造企業中，這100萬設備款就不需要付稅，人工也不需要付稅，稅務負擔并不重。

但是如果這個工廠選擇外包的方式，將呼叫中心發包到B公司（服務外包企業）來做，那么B公司需要繳納5%的營業稅，17%的設備款增值稅，不可享受抵扣，制造業企業將呼叫中心等服務外包到第三方公司后，由于稅收的關系反而增加了成本。

換言之，這種稅收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制造業企業并不愿意將業務外包給服務業企業，影響了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壯大。

稅制改革難題

蘇州工業園區提供給本報的數據顯示，2010年蘇州工業園區承接服務外包合同簽約金額12億美元、離岸執行金額8億美元，分別增長62.7%和50%。

南京大學教授劉志彪的研究表明，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始終存在著一個令人迷惑的經濟現象，就是那些人均收入較高、經濟發展領先地區服務業比重往往較低。例如江蘇2010年人均GDP達到了7700美元左右，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是服務業占比依舊很低。

劉志彪的研究發現，江蘇的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不僅沒有比2000年增加，反而出現了倒退。2000年，江蘇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36.3%，但是到了2005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僅為35.8%。

按照國際上通常的認識，服務業在GDP中占比達到60%，標志著這個國家或地區進入服務經濟時代。但即使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地區，這一指標也一直徘徊在40%左右。

中國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工作委員會秘書長、蘇州工業園區服務外包學院院長楊冬表示，服務業占比不高的情況，表現出的一個最顯著影響便是無法吸納更多大學生就業。長三角和珠三角已經出現多年的民工荒伴隨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就與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有關。

參會企業老總們同時呼吁，在世界產業轉移大潮正在來臨之際，中國必須加快推進服務業稅改力度，搶抓先機。

如像蘋果這樣的公司，過去僅僅將中國作為一個制造業加工基地，其產品在富士康生產后絕大部分出口，中國占蘋果全球銷售額僅2%。而隨著中國內需市場的啟動，中國已經占到蘋果全球銷售額的10%，成為其最重要的新增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蘋果這樣的公司勢必增加在中國的售后服務，增加呼叫中心坐席，并增加其它服務，如果這些企業選擇將服務外包，將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可是現行的稅制下，中國本土企業和國外企業爭奪中國本土的外包訂單，可能都競爭不過人家。”楊冬分析，這是因為中國企業的稅收負擔要高于國外。

據本報了解，長三角部分地方政府曾向中央上報過服務業改革試點方案。如，從2010年9月開始起，上海已經率先開始試行營業稅的差額征收改革。隨著上海提出打造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服務業中的重復征稅情況，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上海的國際競爭力。但推進很緩慢。